皮克斯首位华裔女导演石之予的新作《青春变形记》讲述了少女美美在情绪强烈起伏时会变成一只红色熊猫的故事，电影聚焦中式家庭关系，呈现对于中国式家庭教育、孩童成长的烦恼与母女关系的思索。

导演试图靠近孩子的心灵，捕捉成长的蛛丝马迹。

本片具有浓浓的中国式气息，作为在中式家庭长大的导演，对于传统的东方元素的呈现面面俱到。

首先是母亲的旗袍、电视里的宫斗剧以及那仿若翡翠台的台标、父亲炒菜的手势，其次是家庭布景，从门口的石狮子、匾额、对联、到红灯笼，四合院里打太极和下象棋的老人，再到祠堂里供奉的祖先牌位跟满桌的贡品，每一帧画面如烙印般留进中式家庭的文化传承。

石之予导演将影片的背景放置在2002年，作为1989年生人，故事的主人公，13岁的美美也与导演当时的年龄相重合，就像在注视自己的长大，在没有准确答案的年龄里依靠不成熟的价值观去发现自己的希冀。

美美不仅是母亲阿茗眼中的乖乖女，还是“别人家的孩子”——考试总是A+，还会各种乐器，并且毫不在意地在他人面前展示。然而，美美和三个好友的对话以及对情感的朦胧感知都是成长状态下的真实写照，她的迷茫和压抑推动变成红熊猫后发现自我的最大动力。

导演通过美美的生活，展现了8、90年代生人的童年生活，玩拓麻歌子、攒钱看爱豆演唱会、把不想给家长看到的东西放在床下等，虽显羞涩，却是那一代甚至我们这一代人青春的复刻。就像从百叶窗注视春意盎然，无法窥见全貌却能洞见碎片，导演巧妙地以美美对便利店员模糊的感情来暗示青春的冲突，便利店员化作纸上的各种形象，与年轻的诱惑衔接。

而美美烦恼于母亲的严厉管教，是孩童害怕被集体边缘的苦闷，一如母亲躲在树后偷偷观察着她，使之遭同学们嘲笑。她变成红熊猫后面向镜子的喃喃自语像是镜像和自我的对话。

故事文本用童趣视角隐喻现实生活，无论是来例假，合理萌发的情愫还是对家庭传统的抵触，都通过红熊猫得以具象表现，因此红熊猫可以说是美美心理的外化投射。

石之予对传统文化的解读并非停留在肤浅的表层，其处女作《包宝宝》通过做包子、吃包子的过程，象征中国父母无私的爱，可能会变成对儿女的羁绊和吞噬。它和《青春变形记》，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作类似《大佛》和《大佛普拉斯》的变奏，形式的拉伸带动对中式家庭关系的更深入探讨。

好比《小城之春》中戴礼言、周玉纹、戴秀与章志忱之间发乎情止乎礼的情感纠葛，面临传统道德约束和个人境遇的矛盾，也是本片重要的精神内核。伦理化的叙事倾向将个体放置于族群、家庭两种关系之中，表现出传统的道德价值和新的个人遭遇所产生的剧烈冲突。

母亲阿茗只接受女儿优秀的一面，就算美美考了第二名，都会被批评。这种高压养成了美美的完美主义。虽然只是初中生，但她已经学会掩饰欲望。比如同学邀请她去生日聚会，只敢偷偷翻窗出去，因为母亲觉得这些朋友不三不四；她喜欢的四城乐队则被母亲指责为不务正业的“流氓”。

美美的妥协没能换来母亲相对的尊重，只有变本加厉的控制欲。

而“父亲”的形象在两部片子里都是缺席的。

但《青春变形记》的父亲阿锦对美美的自我认同起到了促进作用。

尽管他的角色在母女吵架时空缺，或者干脆息事宁人，但是他通过女儿特意变成红熊猫和朋友玩乐的dv记录，了解其内心的想法。

美美七嘴八舌的三姑六婆，暗示族群认同是命运带来的必然。

三姑六婆和美美一样，都拥有变成红熊猫的能力，她们对待美美的态度与其母亲阿茗相同，就是在红月之夜驱赶红熊猫。实际上，美美的立场是在明暗参半的世界里寻找曙光，比如凭借这一特殊能力赚钱去看四城乐队的演出，美美的“苦中作乐”以自身体验在成长的笔记本里留下深刻的章节。

从另一层面看，三姑六婆的意见是传统教育方式的唯结果论。“只有一次驱逐红熊猫灵魂的机会”呼应了影片开头阿茗对美美的评价“今天是优秀学生，明天就会是联合国秘书长，我们的祖先会以你为荣。”个人意图代替了子女的选择。

和便利店员之间的朦胧情愫和对四城乐队的崇拜，从青春本能来说很正常，美美在成长的进程里逐渐注意家庭的逼视从而压抑自我，无形中把一副乖巧的枷锁套在自己身上。

直到她意识到自己的真实念头，天苍穹体育馆的沸反盈天是青春热望的明喻，家庭的管束往往无法阻挡本能。美美渴望保留红熊猫的灵魂，她的反抗激起母亲的愤怒，结果母亲在红月之夜也变成一只红熊猫，惊人的破坏力背后，是对母女关系的再度描绘。

阿茗对美美的照拂，比如晚归一会儿就嘘寒问暖，看到女儿的日记立马驾车到便利店质问，我们确实能够叠加很多中国式家长的形象，她们或许在匆忙的生活里埋葬旧我成全家庭，在阿茗变成红熊猫的盛怒中，某种程度上阐明孩童成长伴随的自我省悟对家长来说是一份割舍，同时标志着阿茗用沉默与体验埋葬的旧日心绪的彻底爆发。

从《寻梦环游记》对梦想、死亡、亲情的探究，到《心灵奇旅》关于形成自我，梦想、兴趣、热情缘由的话题深刻度，《青春变形记》充满奇思异想的故事背后，是一个过度保护的母亲，和寻求独立的孩子的矛盾，也是东方文化置放在西方语境里的对立。

但和《包宝宝》不同的是，石之予在本片找寻到同母亲和解的可能性。

她在影片开头就点明了主题，“我家的首要规则？孝敬父母”，这是中式家庭里老生常谈的准则。然而，《青春变形记》相对公允地给予美美、阿茗平衡的观点，较之孩童的蜕变启蒙，影片借“红熊猫”这一符码贯穿了对母女关系的再探和重塑。

任何个人的遭遇都可能变作他们后代的遭遇，境遇的综合就是家庭演变的画卷，相互参照而无法独善其身。

片中的阿茗因为丈夫的缘故，改写与母亲的关系，致使她在教育美美的潜意识里有了一种代偿心理，她希望美美学会像她一样控制情感，但这种能力也转变成她对美美极强的控制欲。

从祖宗新怡开始，这个家族变身红熊猫的能力“传女不传男”。因此，不仅是美美和阿茗，这个家族里的女性，都拥有变身红熊猫的能力。只是为了家庭，她们规避了这一面，暗示着她们将无处释放的重压施加给下一代。

影片在结尾之前表现美美和母亲的相处，多是在傍晚或夜晚的家中进行，反衬了结尾母女和解后，在家族祠堂前实行亲情交流时的明亮色调。这种色彩运用形成的对比强化了故事场景所需的特定气氛。

最终，导演用了一种类似《你好，李焕英》的“穿越戏”，化解了母女之间的冲突，实现彼此之间的和解。

红月之夜，美美在封印红熊猫的过程中，在一个形似元神世界的竹林里遇到年轻时的母亲，母亲首次不加修饰地道明心声：我太厌倦追求完美了，我对她来说永远都不够好。母女在同一空间的共处正是两者共同的成长困惑。

感情的安抚是有效的方式，母亲释放了被抑制多年的自我，美美也选择接纳自己心中的红熊猫，母女和解的前提，其实是与自我和解，包括和母亲紧紧拥抱的阿茗。

当主动和解消解失去控制子女的阵痛，喜欢阐述思想的石之予导演通过重振生命力的家族祠堂表述了自己的观念：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只小熊猫，正视他背后的一切，或是与家人的关系，或是成长的彷徨，又或是与家庭、社会的沟通，既从家庭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又不失家庭温馨才最重要。